以我们一般人而言，最简便的修养方法还是读书。

——梁实秋

翻开《梁实秋读书与做人》，第一句话就把人给镇住了：“古今来的好书，假若让我挑选，我举不出十部。”

写文的当时，他举出的只有这七本：《柏拉图对话录》、《论语》、《史记》、《世说新语》、《水浒传》、《庄子》、《韩非子》。

好大的口气!要知道这是何等的张狂?一般人是绝不敢说这种话的。要知道，这七本书，甚至很多人连读都没读过。只有博览过群书的人才能有这样的底气。

读书永远不恨晚

之所以列出这七本书，可能源于他提倡读经典的读书态度。

“有一个原则也许是值得考虑的：作为一个地道的中国人，有些书是非读不可的。这与行业无关。理工科的、财经界的、文法的，都需要读一些蔚成中国文化传统的书。经书当然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史书也一样的重要。盲目地读经不可以提倡，意义模糊的所谓‘国学’亦不能餍现代人之望。一系列的古书是我们应该以现代眼光去了解的。”

正如梁实秋所云，“尚友古人”，读书如同和古人交朋友。而“古人”则意味着经典的，有年代感的书。

但是他又并不认同读书只限于古人，只读古人书的观点已经过时了，觉得“今人之书也尽有可观者”;当然，也有人相信未经五十年检验过的书不太可靠，所以，决定是否读一本书，读什么书，先看别人写的书评，列出的书目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梁实秋总是自谦读书不多，因为他连父辈的藏书也没能读完。但他每每列出的书目，如今读过或读毕的人都是少数。而且这些书也绝不是普通的畅销消遣读物，基本上都是古今中外思想智慧的结晶，大多是一些较耐品的经典书籍。

比如他说的影响自己的这八本书及他们的作者：《水浒传》《胡适文存》、白璧德的《卢梭与浪漫主义》、叔本华的《隽语与谶言》、斯陶达的《对文明的反叛》《六祖坛经》、卡莱尔的《英雄与英雄的崇拜》、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其中有些书在民国时的旧版可能已经找不到了，但新版本倒也不难寻觅。诸位得空时不妨也去读一读。)

如果这些书你一本也没读过或者读完过，那也不要紧，仍有补救的机会。记住梁实秋的鼓励：“读书，永远不恨其晚。晚，比永远不读强。”

文艺与道德的关系

文艺与道德的关系，一望便知是个颇有争议的话题。

文艺到底该不该以教化他人为宗旨呢?

梁实秋举了拜伦的例子：丑闻缠身的大诗人拜伦，按理他的墓碑是没有资格进西敏寺的。“他生不见容于重礼法的英国社会，死不为西敏寺所尊重，这是可以理解的事。”

但在150后，时间冲淡了一切，拜伦在文学上的价值被重新认可，西敏寺就敞开了它的大门，到底为诗人安置了一个铜牌。

“他的私人行为有许多地方诚然不足为训，但是他的作品却常有鼓舞人心向上的力量，也常有令人心胸开阔的妙处。他赞赏光荣的历史，他同情被压迫的人民，那一份激昂慷慨的精神，百余年之后仍然虎虎有生气，使得西敏寺的主持人不能不心回意转，终于奉献给他那一份积欠已久的敬意。”

在伟大的作品面前，聪明的英国人选择了遗忘和宽恕。而在崇尚仁义礼智信的中国，必然会将对文人品德的考量放在一个更加重要的位置上。

梁实秋认为，纵然我们不去理会文人本身的道德水平，也应该重视文艺作品本身的道德意味。“人生的写照，人性的发挥，永远不能离开道德。文艺与道德不可能没有关系。……文艺之于读者的感应，其间更要引起道德的影响与陶冶的功能。”

不过，按照中国的传统看法，强调文艺“有用”，多少有点实用主义，从而忽略了文艺本身的价值。“戏剧有社会教育的功能，但戏剧本身的价值却不尽在此。文艺与道德有密切的关系，但那关系是内在的，不是目的与手段之间的主从关系。”

而且，文艺作品里的思想和情感，常常只是不自觉的偶然流露。所以梁提倡，写作者虽然不可能完全把文艺与道德完全割裂开来，但也不能忘记自己“严肃的‘观察人生，并且观察人生全体’之神圣使命。”

谣言生产的机制

梁实秋引用英国的戏剧作家谢立敦的《造谣学校》(Sheridan：The School for Scandal)里的案例时，评论道：“谣言是这样的，有人捏造，有人传播，传播的时候添油加醋，说得活灵活现，听的人不由得不信，说派泊尔小姐生了双胞胎，这还不够耸动，一定要说明其细节才能取信于人，所以双胞胎是一男一女，生身父是谁，寄养在什么地方，都要一一说得历历如绘，不如此则不易取信于人，这是造谣艺术基本原则之一。”

看完突然联想到疫情初发时期，一则令人无力吐槽的谣言：煮x个鸡蛋吃下去就不会得肺炎。据说是某村某家的养了几年的老母猪突发神谕，抑或是谁家某天刚出娘胎的婴儿竟然开口说话，总之说得有板有眼，套路不离这些恶俗的乡风段子。

造谣者似乎后来是抓住了，并承认自己造了谣。然而最荒唐可笑的还不是谣言本身，而是居然真有那么多人相信并且照做!一时之间，就连短视频平台上也全是莫名其妙的煮蛋视频……为何无论何时，再荒谬的谣言都不乏信众呢?而且就算造谣传谣者被抓，依然绵绵不绝。着实令人费解!

对此，梁实秋曾经给出的解读是：“遏止谣言不能寄望于立法。我们中国有一句老话：流言止于智者。流言到了智者的耳里，即不再生存。可惜的是，智者究竟不多。”

文品见人品

这本书的后半“做人”部分，集中了梁实秋的大量短篇观点杂文，妙趣横生，读来经常令人忍俊不禁。如《麻将》《穷》《好汉》《俭》《推销术》《暴发户》等等，几乎篇篇妙语连珠，简直是诙谐小品文、议论文的典范。

读梁实秋的杂文，总有种近在眼前的现代感。明明是民国时期的事情，怎么感觉并没有太多隔膜呢?比如他对谣言的产生机制和流传途径的分析，对如何教导孩子正确的金钱观，以及如何利用“零碎时间”的建议……都感觉十分有教益。

《麻将》里面胡适打麻将输给潘光旦的逸事，令人想到民国的文化名人，和唐代的诗人，如今的大咖们一样，都有一个共同的朋友圈。

而类似这种“做家务是否应该奖励金钱”的问题直到现在还在争议不休，但其实民国达人就已经想明白了。

有人评论说，这说明在人生实务方面，国人并无寸进。

也许吧。一方面确是因为道理的普适性，但同时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在最近二十年里发展的飞速，而在这以前，世事和科学其实并没有特别大的飞跃。

另外顺带感慨一下，那个年代真是不兴标题党——像《医生》《为什么不说实话》《第六伦》《做人》《谈学者》《谈友谊》这类标题，要是放在如今的公号上面，怕是连点都没人点吧?

不过使我最受震动的还是梁公谈论时间及人生意义的篇章。

他说：“没有人不爱惜他的生命，但很少人珍视他的时间。如果想在有生之年做一点什么事，学一点什么学问，充实自己，帮助别人，使生命有意义，不虚此生，那么就不可浪费光阴。这道理人人都懂，可是很少有人真能积极不懈地善于利用他的时间。”

他也自我反省时间都去哪了，归结为“主要的原因是懒”。最后他提醒年轻人，注意锻炼身体，因为“健康的身体是做人做事的真正本钱”。

梁实秋在二十世纪的文坛上颇受争议，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他的作品才重新在大陆热起来。

梁实秋是在过去社会精英阶层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大咖，因为他的文艺批评也坚守精英化、贵族化的论点，拒绝审美的平庸。按理这与中国现在越来越趋向于平民化和大众化的文化发展趋势背道而驰。

然而与此同时，他又崇尚人性、理性和自由，标榜文艺的独立性和批判性，倡导中西文化的融汇，又是顺应了新文化的潮流。他的思想在中国现代社会的历史转型时期，都具有鲜明的现代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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